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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君里:不该尘封的往事
2013/4/7 12:08:43   现代摄影网  老老夏  

不该尘封的往事----访电影艺术家郑君里之子郑大里

 

郑君里推崇并驾轻就熟的是批判现实主义,中国1940年代形成高峰的批现电影,比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早得多,这个结论曾得到法国著名影评家的肯定,“世界上新现实主义电影的渊源在中国,中国电影有一个很了不起的开端。”而郑君里,正是这支电影队伍中的先锋之一。

 

在第十四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经典老片放映单元中,《我们夫妇之间》、《林则徐》、《聂耳》——中国著名电影艺术家郑君里的三部作品赫然在目。这可以被视为纪念他诞辰百年的序幕,因为紧接着他的家乡广东中山将举行一个隆重的纪念活动,被纪念的还有另一位与他同龄的同乡和拍档——著名摄影师黄绍芬先生;而纪念高潮将在年底他的生日前掀起。郑君里,这位大名鼎鼎的左翼电影人、擅拍“重头戏”的电影大导演、成就斐然的电影理论家、悲惨离世的“国民党少将”,可以瞑目、可以欣慰了——曾被尘封的作品终于得见天日!

  

在郑君里获得政治上、艺术上充分肯定的美好氛围中,他的儿子、著名电视编导郑大里先生打开了话匣子,毫无顾忌。

 

 

郑君里肖像照

  

批判现实主义的夭折

  

《我们夫妇之间》(1951)是一部意义非凡的电影,论艺术成就,与郑君里的其他力作《民族万岁》(1942)、《一江春水向东流》(1947)、《乌鸦与麻雀》(1949)、《林则徐》(1958)、《聂耳》(1959)、《枯木逢春》(1961)等等不可相提并论,但是由于非同小可的政治原因,这部电影影响了郑君里的一生。

  

和大多数左翼电影人一样,郑君里推崇并驾轻就熟的是批判现实主义,中国1940年代形成高峰的批现电影,比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早得多,这个结论曾得到法国著名影评家的肯定,“世界上新现实主义电影的渊源在中国,中国电影有一个很了不起的开端。”而郑君里,正是这支电影队伍中的先锋之一。

  

当郑君里得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预见——共产党进城后可能会碰到很多问题:经济上、政治上,还有队伍的变化、执政党地位的变化等等,为领袖的高瞻远瞩而热血沸腾。毛泽东已经英明地预料到将出现腐败现象,李自成不是输给清王朝,而是输给了自己——毛泽东以古论今,号召全党以史为鉴。震撼之余,郑君里觉得我们的党太了不起,与抗战胜利后以接收大员身份亮相的国民党有天壤之别。他敏感地意识到,“干部进城后的变化”是一个适合用批判现实主义表现的题材,他发自内心地感到,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电影艺术家,应该为党做点事情。

  

当时《人民文学》上发表了两篇受到全国文艺界好评的小说,一篇是《关连长》,讲述曾在战斗中为了保护一群小学生而牺牲自我的关连长,进城之后却渐渐腐化堕落的故事;另一篇就是《我们夫妇之间》,描绘小资出身的干部和工农出身的妻子进城后产生的种种矛盾。两篇小说都被搬上了银幕,郑君里导演、赵丹和蒋天流主演的《我们夫妇之间》率先完成。在郑君里的心目中,《乌鸦与麻雀》是为国民党送终的讽刺电影,而《我们夫妇之间》则是为共产党、为新中国献礼的警世之作。

 

   

在《聂耳》的拍摄现场,郑君里(中)给赵丹(左)说戏。他们还合作了《我们夫妇之间》与《林则徐》等多部作品。特别感谢郑大里先生提供本文图片

  

在郑君里眼中,原小说《我们夫妇之间》似乎还有些小资情调,如对妻子看不惯城里女人的描写:“那么冷的天气也露着小腿!怕人不知道她有皮衣,就让毛儿朝外翻着穿!嘴唇血红红,像吃了死老鼠似的,头发像个草鸡窝!那样子,她还觉得美得不行!坐在电车里还掏出镜子来照半天!”如“我”看妻子不顺眼:“怕帽子被风吹掉似的,戴得毕恭毕正,帽沿直压眉边,走在柏油马路上,还是像她早先爬山下坡的样子,两腿向里微弯,迈着八字步,一摇一摆,土气十足……”于是,在拍片过程中,郑君里有意弱化两人外表上的差异,而强化观念上的不同,而且最后让两人言归于好,结局光明。想不到,这部电影和稍后问世的石挥自导自演的《关连长》(1951)都受到了严厉批判,《我们夫妇之间》“歪曲工农干部”,《关连长》“宣传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”、“歪曲解放军形象”。不过,这些批判还没有形成规模,是孙瑜导演、赵丹主演的《武训传》才使批判上升到全国规模,声势浩大。

  

于是新账老账一起算,因为作为上海电影制片厂艺委会的成员,郑君里曾力推《武训传》上马,并参与策划和创作。这几部“直接向党进攻”的电影,拷贝封存不得公映,这对郑君里打击极大,从此以后,他与其他电影大师一起,不约而同地对现实题材敬而远之,采取走进历史的策略,并紧紧围绕党的文艺思想、路线、方针创作。这意味着,中国的批现电影到此告一段落。

  

遵命“重头戏”的坎坷

  

郑君里屡屡接受“重头戏”的创作任务,这是领导对他的器重,但其中甘苦只有他自己明白。

  

在为批判《武训传》而到山东“调研”的过程中,江青发现了曾率“黑旗军”造**的宋景诗的资料。于是,为了用农民革命的事例来批判“向封建势力下跪”的武训,郑君里和孙瑜受命共同执导电影《宋景诗》(1955)。

 

 

郑君里为《我们夫妇之间》选景

  

令郑君里和孙瑜痛苦的是,据真实史料记载,宋景诗最终投降清廷,但为了政治需要,必须把他塑造成一位坚定的革命者。万般无奈之下,只好把他的被招安处理为韬晦之策。

  

上影厂希望借《宋景诗》来“洗刷严重的政治错误”,赵丹被江青点名扮演宋景诗,可是郑君里坚决不同意,认为赵丹的形象和气质与彪悍的宋景诗相差太远。其实这是对赵丹的保护,因为让赵丹来演宋景诗批武训,无异于让他打自己的耳光。郑君里对被自己从南通挖掘出来的赵丹感情很深,尽管为了创作上的矛盾他们会互相拍桌子、吵架,但他绝不忍心让赵丹受到任何伤害。其实,他和孙瑜合导《宋景诗》,又何尝不是打自己的耳光。

  

时任电影局副局长的崔嵬只好自告奋勇来演宋景诗。由于宋景诗投降清廷是客观事实,这部“赎罪”片短暂上映后也被入库封存。

  

第二次是要策划一部援越抗美的电影。郑君里带着任务随团出访越南,胡志明主席非常支持中越合拍这样一部故事片。但是,越方希望重点揭露美国兵在越南的烧杀抢掠,而中方则与他们意见不同,这事也就不了了之。令郑君里欣慰的是,周总理高度评价他在与越方谈判过程中坚持的立场。

  

第三次是受周总理委托,为了与朝鲜联络感情,要将朝鲜的《红色宣传员》改编成中国版的电影《李善子》,由张瑞芳主演。作为交换,朝鲜方面排演中国的《红楼梦》。

  

那时,国内已经开始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。而朝鲜崇尚人性感化,《红色宣传员》强调的是村妇女委员长李善子如何深入工作,感化落后群众,把他们改造成合作社社员,投入社会主义建设。那么,在朝鲜拍片,当然要符合金日成的治国思想。

  

电影拍完后,周总理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,最后意味深长地对郑君里说:“算了,这部片子暂时不放了,看来你没有好好改造思想。君里啊,你要回回炉了!”郑君里想不通,总理为什么这么说。不久,“文革”开始了,郑君里这才明白,总理是在善意地提醒他!

  

“我们夫妇之间”的噩梦

  

如果说,郑君里生前最不愿提及的《我们夫妇之间》只不过是他踌躇满志时的一次碰壁,那么,郑君里和黄晨、赵丹和叶露茜、顾而已和杜小鹃等几对夫妇与唐纳、蓝苹的密切关系,则是厄运之源。郑君里没有料到,这就是“回炉”……

  

1930年代蓝苹在上海主演《大雷雨》时,郑君里和赵丹、舒绣文都曾给她配过戏。赵和叶、顾和杜、唐和蓝等几对一起在杭州六和塔下举行婚礼的壮举轰动一时,证婚人是沈钧儒,主持人便是郑君里。所以,直到解放后,郑君里还与改名为江青的蓝苹保持着交往,毛泽东曾叫江青送几包他抽的美国“茄里克”香烟给郑君里。

  

“文革”前夕,头戴呢帽、身穿中山装外加黑披风的江青来“看望”郑君里夫人黄晨同志,之后又委托张春桥和郑君里谈话。心有灵犀的郑君里交出了他们需要的东西:夏衍写的反映江南忠义救国军的话剧剧本《杏花春雨江南》和江青去延安后写给“君里、黄晨”的几封信,其中包括江青的两张照片,一张是和李讷的合影;一张是她的单人照,头戴草帽,用翘着的兰花指扶住,身穿粗布八路军军装,素面朝天。这还不够,有一天晚上,郑家又来了几个身份不明的人,辛苦了一个通宵,非常有序地拿走了该拿的,加上从赵丹、周信芳、童芷苓、陈鲤庭几家抄出的文字和图片材料,足足装了2辆军用卡车。郑大里曾撰文透露,他从一份资料上看到,这些材料被送到中南海的锅炉房,当着江青的面烧毁。之后,郑君里被“保护性隔离”,闭门写检查,用过去编写剧本的那支笔批判自己。认真仔细的郑君里怕搞错年月,专门列了一个详细提纲,就像写分镜头剧本一样。

  

1969年4月23日23时05分,身患肝癌的郑君里走了,临行前像电影里就义的英雄那样,说了“毛主席万岁”五个字……“文革”结束审判“四人帮”时,郑夫人黄晨、童芷苓以及江青的一位保姆作为证人参加了庭审。面对黄晨的质问,江青回答说:“阿黄啊,这些事情我不记得了……”

  

无法想象黄晨当时脑中出现的画面。如果拍电影,那她一定是想起了和郑君里一起度过的日日夜夜,比如冒充他的勤务兵一起通过国民党的封锁线去延安;比如拍摄《我们夫妇之间》之后,因买回几个高价鸡蛋而被他严厉批评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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